深入理解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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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理解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添加时间：2020-12-03 09:12 编辑：中管院品牌委浏览：

来源：人民日报 | 作者：汪同三 | 责任编辑：申罡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深入理解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深刻认识高质量发展、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把握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性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客观要求。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实质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经济规模快速增长，已进入由大向强转变的历史新阶段。在上世纪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经济总量仅排在世界第十一位。如今，我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迈入由大向强转变的新阶段，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并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社会生产能力水平的明显提升，核心是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发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数量不足，需要“快”字当头，那么，在新时代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好”字当头。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客观要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当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各方面工作都要配合和服从快速发展经济。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经济体量明显增大，经济实力显著提升，原来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变，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因素更多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特别是表现为经济结构性矛盾尖锐、生产效率性问题突出、社会民生建设滞后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然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另一侧即人民需要来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丰富，也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保障和提升，还包括对安全和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等等。只有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更高要求，才能为全面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可见，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条件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举措，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客观要求。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8项重点工作。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要求，今后3年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这也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比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一项主要工作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二是提高金融部门本身的资产质量、经营质量和运行质量，二者不可偏废。为此，金融就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这些政策措施都是要提高金融运行质量和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实质上都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含义

高质量发展标定中国经济发展新方位，是有着科学内涵的理论概括和发展要求，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其具体含义。

微观层次的高质量发展。微观经济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提高微观层次的经济发展质量。首先，生产经营者要确保产品和服务符合法律法规提出的质量要求，并且能够满足消费者的质量需求。1993年，我国颁布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并于2000年、2009年两次进行修改，为我国产品质量控制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生产经营者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其次，生产经营者要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生产和服务的效率和效益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最后，要积极鼓励创新创业。勇于创新、自主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将微观创新创业小溪汇聚成全社会高质量发展大河的必由之路。

宏观层次的高质量发展。宏观经济状况体现一个国家经济的总体水平。在新时代，只有实现宏观层次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宏观层次的高质量发展，主要应抓好以下几方面：第一，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实现和保持总体经济的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要正视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特别是发展质量和效益不够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升、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等问题，努力寻求解决之道。第二，提高总体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益，把各项成本特别是各层次的管理成本切实降下来。重点是通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行政管理成本。第三，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进一步增强对可能发生的市场风险、外部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等各类经济风险的预判和识别能力，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风险形成，化解风险冲击或减缓风险影响。第四，进一步增强应对经济领域重大突发事件特别是外部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能力主要包括：物质能力如应对能源、粮食、外汇储备等方面突发事件的能力，政策反应能力如信息搜集处理能力、突发事件预案储备等。在对风险的预判、识别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方面，宏观调控水平是国家总体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体现。

社会民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落实到社会民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上。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能够满足全体居民的需要。第二，能够创造较为充分的就业机会，形成基本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机制，使居民总体收入稳定提高，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基本消除贫困。第三，社会风气积极向上，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人们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社会氛围公平、公正、民主、和谐。第四，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生态环境得到充分保护，居民生活环境美好宜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基础。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到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需要不懈努力的过程。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市场规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改革面临更艰巨的任务，需要义无反顾的决心。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增强生产经营者改进生产服务和开拓创新的动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从长期看，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双方中，供给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解决好供给侧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无论微观层次还是宏观层次，实现高质量发展都需要一个良好稳定的大环境，而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是提供这种大环境的重要保证。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宏观调控工作来说，坚持稳中求进是制胜法宝。当前，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

积极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关上门实行保护主义，或不敢到国际市场去拼搏，都不能提升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不仅表现为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进出口实力，更表现为本国产品标准成为国际行业标准。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要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绿水青山，才能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生态文明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成果。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更好发挥理论创新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微观经济学主要围绕经济效率展开，宏观经济学主要聚焦于总量分析。如何运用现代经济分析技术，在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上对经济发展质量问题进行研究和阐述，是新时代提出的经济理论创新课题。这种理论创新必须扎根于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实践，为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作出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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